人们之所以要回望远古时代,不仅是出于对祖先生活的好奇心,更是由于现代人类行为的很多模式是在漫长的史前时期就已奠定的。浙江有 100 万年前的旧石器遗存,有一万年前稻作起源的上山文化,有长江流域典型生态模式的河姆渡文化,还有等级分化明显、最早跨入文明曙光时代的良渚文化。技术与知识的累进并不是凭空而来的,从石器到青铜器、铁器,从狩猎采集到农牧业、工商业,并不单纯是工具的改良与产业模式的变化,最重要的是合作的加强大幅提升了人类社会的生命力,在社会复杂化的进程中,人类开始走出蒙昧,逐步认知世界、掌控自己的命运。
当中原开始呈现中央帝国的显赫时,越地在经历良渚文化的辉煌后进入一个低迷的时段。在中土君子眼里,这里只是一个荒蛮边僻的东南小国。然而,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古越人以质朴悍勇的个性,务实拼搏的精神,忍辱负重,自强不息,发展生产,在风起云涌的春秋时代演绎出一幕幕震撼的史剧。两千多年过去了,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,然而越人身上所具有的这种精神却不断发扬光大,历久弥新。
越地开始原始瓷的生产,可以追溯到商代。当世界绝大多数民族仍徘徊在陶文化阶段时,中国已在原始瓷基础上烧制出成熟瓷器,这一伟大创造,正源自于浙江大地。当中原的青铜文化如火如荼之时,面对铜料欠缺的窘境,务实的越人另辟蹊径,开创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。东汉开始,浙江青瓷迅速发展完善。此后,历代窑匠在釉色上程程追求,用火与土谱写着优美的华章。唐宋时,浙江瓷器不仅是重要的经济产业,更是主要的贸易产品。一条陶瓷之路,传递着越人的匠心,更传播着典雅含蓄的永恒之美。
东汉初年,佛教传入中国。越地以包容的姿态接纳远来的异域文化,并将传统文化与之相融合,使佛教在浙江的发展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。浙江佛教,尤以五代吴越为盛。吴越国钱氏诸王笃信三宝,自王室至民间,人心向善。在干戈扰攘、四方鼎沸的唐末乱世中,惟吴越国成一方乐土。迨入宋明,佛教进一步世俗化,深入民间。越地梵音,声声涤尘心,越地佛光,煜煜耀尘世。
公元 1127 年,北宋靖康二年,徽、钦二帝被金兵俘去,北宋王朝灭亡,徽宗第九子赵构即位,重建政权,避走江南,史称“南宋”。吴越国保境安民积累下来的富庶与祥和,使江南成为吸引皇室定居的乐土。绍兴八年(1138),南宋政权正式定行在于临安。皇室南迁带来的南北交融,孕育了别具一格的时代风韵。虽政治上陷入隐辱的黑白境地,然而江南社会生活依然别有艳丽。精雕玉琢间,体现着江南人精致的生活品味。
诗意的江南美景造就了一批才情横溢的艺术家。子昂历宋元两代,荣际五朝,声名显赫却仍不忘唱一曲《归去来辞》;大痴以“狂”态醉游于湖上山林,终成“景随人迁”的《富春山居》。以书写意,以画抒情,至情至性。明代,独特的自然环境与发达的市场基础使江南成为吸引文人聚集的土壤。晚明阳明心学兴起,“致良知”的内心追问,为文人富有个性解放色彩的思想潮流奠定了基调。繁荣而又飘摇的时代,精英阶层的文人们返身自省,以各自独特的方法描绘时代故事,传寄心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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